鎏金铜牛为何可被称作“国宝中的国宝”？

　　中新社记者 李佩珊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做出贡献，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夏也不例外。从西夏陵出土的宁夏博物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牛可看出，西夏在广泛学习中原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在中国古代科技史、艺术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作为世界范围内现存最大的西夏金属铸造工艺品，鎏金铜牛有哪些特点？在西夏金属器铸造领域处于什么地位？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于光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做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宁夏博物馆馆藏的西夏鎏金铜牛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如何被发现的？

　　于光建：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陵的一座陪葬墓。社会上流传鎏金铜牛是“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是否如此，现已无从考证。毫无疑问，它是伴随文物考古部门对西夏陵区的主动调查和科学发掘而出土的。

　　20世纪7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对西夏陵区帝陵和陪葬墓开展调查，确定陵区内分布有9座帝陵、270多座陪葬墓。但陵墓主人依然成谜。为此，宁夏博物馆对地面遗址保存较好的8号陵(现编号6号陵)进行首次考古发掘。经历两年多发掘进入地宫，却发现这是一座被盗掘一空的陵墓。

　　1977年，考古队选择对规模较大且没有明显盗洞的101号陪葬墓进行挖掘。然耗时8个月，看到的依旧是一座早被盗掘过的墓。

　　即便如此，考古队依旧清理甬道内的淤土。在距地面0.4米的甬道东墙淤土中，发现一对表面鎏金的铜牛角。随后，一件1.2米长、188公斤重的鎏金大铜牛终于现身。这尊铜牛历经千年尘封，双目依然炯炯有神，仿佛在诉说云烟往事。

　　据该墓碑亭出土的残碑文字信息，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西夏仁宗时期一位掌管军权的显赫贵族。墓室中残存的四具尸骨，经鉴定，是一男三女。内部还残留8块120厘米长、5厘米厚的松木质棺板。这些发现可证实该墓是实行土葬的一夫多妻合葬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甘肃武威和宁夏银川周边也陆续发现许多西夏时期的小型火葬砖室墓，证实西夏民众流行火化后再土葬的丧葬方式。而此次考古发现的夫妻同穴合葬的土葬墓，明显是吸收借鉴了中原汉族土葬的丧葬习俗，反映出西夏在与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中，丧葬习俗也悄然变化。

　　中新社记者：鎏金铜牛有哪些特点？在西夏金属器铸造领域处于什么地位？

　　于光建：无论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的角度看，鎏金铜牛都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这尊鎏金空心铜牛采用中国传统的外范内模浇铸技术制作而成。它表面采用鎏金装饰工艺，这也是历经千年依旧全身散发金光的原因。

　　鎏金铜牛造型生动逼真，颈部肌肉以及皮下的脊椎骨线条清晰可见，栩栩如生。整体采用了雕塑、铸造、鎏金、焊接、抛光等工艺。无论从铸造技术还是艺术美学的角度看，西夏在当时已掌握高超的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这对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撑。

　　中新社记者：对比同时期中原出土的金属器物，鎏金铜牛与其有哪些相同之处？这对认识中国古代科技史、古代金属铸造技术有何意义？

　　于光建：据文献记载，西夏冶炼业有一定规模，水平较高。如，西夏产的铁制胄和刀剑在当时颇享盛誉。西夏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大型鎏金铜牛，很大程度上与宋朝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

　　西夏不仅学习借鉴宋朝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还引进宋朝的专业技术人才。

　　“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不第举子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倚为谋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早在李元昊时期，西夏就在宋夏边境地区发动“人才战”，广泛招揽在宋朝科举落第的知识分子。还张贴布告，以优厚待遇条件吸引宋朝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不乏熟谙冶炼铸造技术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带到西夏，促进西夏金属冶炼铸造由先前的学习模仿发展到技术创新，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宋朝。

　　在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的榆林窟第3窟内，有一幅西夏锻铁图，图中锻铁炉鼓风设备是竖式双风箱，这种风箱可实现连续鼓风，以提高炉火温度、提高冶炼质量。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评价，这类风箱首先见于10或11世纪西夏榆林窟壁画，是日本脚踏大风箱的先导。中国采用双木风箱鼓风冶炼金属的技术，比欧洲早600多年。而据北宋《武经总要》记载，中原地区同样拥有类似的木风扇，形状与榆林3窟中西夏“锻铁图”中描绘的情景一致。这说明当时中原和西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双方均掌握了较高水平的锻冶技术。

　　除了鎏金铜牛外，能够体现西夏高超金属冶炼锻造技术的还有著名的“夏国剑”。在当时，“夏国剑”与契丹鞍、高丽秘色等物产在宋朝并列为天下第一，称“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夏国剑”一度也成为宋朝皇帝与官员竞相佩戴的时尚品。在西夏陵6号陵地宫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也曾挖掘出土过一把铁剑，这也为研究西夏军事和金属冶炼锻造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中新社记者：自古至今，牛与马都是古代中国农业社会必不可缺的牲畜。在西夏陵中，与鎏金铜牛同时被发现的还有石马，这说明了什么？

　　于光建：建立西夏的党项族，内迁之前主要以游牧业为主。内迁后随着与中原交往日益密切，西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游牧经济变成了农耕、畜牧兼营。这一变化的基础是西夏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这片宜耕宜牧的地区为西夏农牧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夏畜牧业发达，马、牛、羊、骆驼是西夏四大牲畜，历史上著名的“党项马”也被誉为西夏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标志。西夏《圣立义海》记载，贺兰山和河西走廊焉支山出产的牦牛也是享誉周边的名优特产。

　　随葬铜牛、石马的现象在已发掘的西夏陵多个陪葬墓也有出现，不过体量和工艺都不及鎏金铜牛。这不仅体现了农牧业在西夏社会的地位，也反映出西夏民众的财富观念。这从西夏辞书《文海》对家畜的解释也能看出。在《文海》中，家畜的释义是“幸福和财富的源泉”，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则把个人和家庭所有财物称为“畜物”，也明确规定严禁私自宰杀牛马等大牲畜用以陪葬。

　　另外，墓葬放置牛、马、狗、鸡、猪等形象的随葬品，也可能是受到唐宋丧葬风水堪舆思想的影响。在唐宋元等多个朝代的墓葬考古中，也发现许多随葬玉马、铁牛、铁猪、金鸡、玉犬等墓葬神煞的习俗。在《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有明确记载，“金鸡一个，安酉地，玉犬一个，安戍地，玉马一个，安午地，金牛一个，安丑地”。甘肃武威西夏墓也存在这种现象，不过是以木板画形式随葬。

　　中新社记者：自出土至今，鎏金铜牛多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意大利等多国参展。这个曾“漂洋过海”的国宝，见证了什么样的传奇？

　　于光建：鎏金铜牛多次代表中国出国参展，充分说明，无论制作技术还是造型艺术，鎏金铜牛反映出的高超青铜铸造工艺都是世界罕见的。鎏金铜牛是西夏由游牧部落社会进入农耕经济社会的历史见证，也是悠久灿烂的黄河文化、中华文明的象征，可以被称作是“国宝中的国宝”。

　　近年，我们成立了丝路宁夏文创中心，深度挖掘“丝路宁夏”“丝路西夏”“丝路黄河”等特色文旅资源，以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各民族共创共享中华符号为导线，开展文创设计研发。目前，已研发出包括鎏金铜牛在内的20个系列300多款文创产品，通过文创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以另一种形式与更多观众见面。

　　受访者简介：

　　于光建，博士，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文物考古与文化创意产业教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多元视角西夏丧葬习俗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西夏文物志》，在《唐史论丛》《华夏考古》《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武威西夏木板画墓》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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