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如何重塑数字人权？

　　中新社雅加达12月14日电 题：亚洲价值观如何重塑数字人权？

　　作者 刘红春 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重构人权保障维度的核心力量，数字人权作为人权事业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与创新，正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在这一进程中，亚洲价值观以其独特的文明基因，为数字人权文明的构建提供了价值锚点，而文明互鉴则成为破解数字治理难题、凝聚全球共识的关键路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数字人权文明的未来图景。

　　亚洲价值观是数字人权的价值根基

　　亚洲价值观植根于多元共生的文明土壤，凝练了“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包容智慧，“民为邦本、普惠共享”的价值取向，以及“权责对等、集体与个体统一”的辩证思维。这些核心内涵与数字人权的本质追求高度契合，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缩小发展差距、保障人格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亚洲价值观中“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普惠精神一脉相承。

　　从实践维度看，亚洲各国基于自身文明传统与发展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人权保障模式。

　　在普惠数字权利方面，中国推出“适老化改造”工程，通过简化App操作流程、增设语音引导功能，帮助上亿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使他们平等享有线上医疗、政务服务等数字权益；印度尼西亚借助社区数字赋能中心，为偏远地区民众提供免费数字技能培训，让农民通过数字平台对接市场资源，实现收入增长。

　　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领域，新加坡颁布《个人数据保护法》，构建了“预防—监管—救济”全链条数据治理框架；韩国建立数据可携权制度，赋予公民对个人数据的自主控制权，平衡了数据利用与权利保障的关系。

　　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亚洲价值观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能够转化为具体治理效能的实践指引。

　　文明互鉴推动数字人权的协同创新

　　文明互鉴是数字人权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时代的治理难题具有全球性——数字鸿沟导致的发展不平等、数据滥用引发的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带来的权利歧视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不同文明在数字人权认知与实践上的差异，并非对立冲突的根源，而是相互补充、彼此完善的资源。

　　西方文明强调个人隐私与自由权利，为数字人权提供了“个体本位”的价值视角；亚洲文明注重集体福祉与普惠包容，为数字人权注入了“共同体”的实践智慧。这种差异互补的文明交流，正是破解全球数字治理困境的关键。

　　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的严格隐私保护标准，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亚洲国家则在借鉴这一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创新优化：日本将“信赖保护”理念融入数据治理，兼顾隐私保护与产业发展；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体现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东方智慧。

　　这种“借鉴—适配—创新”的文明互鉴过程，推动数字人权治理从“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协同”，使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

　　数字人权文明的未来

　　面向未来，数字人权文明的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全球数字鸿沟呈现“代际+区域+群体”多重叠加特征，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数字权利保障仍显薄弱；算法黑箱、数据垄断等问题对数字公平构成威胁；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分歧尚未完全弥合，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仍存在博弈。应对这些挑战，更需要我们坚守亚洲价值观的包容内核，深化文明互鉴的实践路径。

　　一方面，要以亚洲价值观为基础，凝聚数字人权的核心共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导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秉持“普惠包容”的发展理念，推动数字技术下沉，让数字红利惠及所有国家、所有群体；坚守“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

　　另一方面，要以文明互鉴为路径，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尊重各国基于文明传统与发展阶段的数字人权发展道路选择，反对将数字人权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对话机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沟通交流与经验共享；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民主化、法治化，确保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拥有平等话语权。

　　数字人权文明的未来，不是单一文明的主导，而是多元文明的共生；不是技术逻辑的凌驾，而是人文精神的回归。亚洲价值观为数字人权提供了“包容普惠”的价值根基，文明互鉴为数字人权注入了“协同创新”的发展动力。让我们以文明为桥、以互鉴为翼，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携手前行，共同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包容普惠、安全有序的数字人权文明，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完)

　　作者简介：

　　　刘红春，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职律师、北京中闻(昆明)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中国贸促会(云南)南亚东南亚法律服务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